enjy, yajun合译
以下是阿尔·希恩对赫伯特·克莱茨莫的一篇访问的重印版，略加编辑和更新，于1998年分两期发表在《悲惨世界》全球公司的内部杂志“The Barricade” 上。
阿尔·希恩（Al Sheahen）
发自范奈斯，加利福尼亚：《悲惨世界》的音乐是无比出色的，与此同时，很多人认为，在令这部作品跻身于经典行列方面， 克莱茨莫的歌词做出的 贡献也不遑多让。但，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原版歌词是法语的，他是如何将它转换成英语而且令它天衣无缝的？他是否为英语版创作了全新的歌词呢？最近，这位伦 敦词作家答应与“THE BARRICADE”分享他的秘密。
希恩：你曾为“伦敦每日快报”担任戏剧评论员达18年之久，此后，为“伦敦每日邮报”担任了8年的电视评论员，同时，你也为舞台演出和电视写歌词，那么，你怎么会为《悲惨世界》撰写歌词的呢？
克莱茨莫：麦金托什喜欢我给巴黎的歌手/作曲家查尔斯·阿兹那夫写的一些歌词，比如说《当我昔日年轻时》 （“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这首歌，我很高兴地说，在美国成为了某种标准，还有《她》（“she”），在1974年占据英国排行榜首位达4个星期之久。
因此，当他准备做《悲惨世界》的时候，当时排练的日期一天比一天紧（有人告诉我，已经推迟了一年了），但是最后的剧本仍然只是一个空中楼阁。卡梅隆觉得， 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于是想起了我跟阿兹那夫以及其他法国作家的合作。他请我在常春藤餐厅（Ivy，译注：伦敦一家著名的餐厅）吃午饭，邀请我加入《悲惨世 界》的创作队伍，负责，简单地说，负责即将上演的伦敦版的歌词。
那是1985年1月底。接下来的4个礼拜，我都在读雨果的小说，英文版的。还有跟每个参与计划的人谈话，嗯，差不多每个人。到了2月底，我跟“每日邮报” 请了6个月的假，报纸的编辑大卫·英格利希爵士（Sir David English）告诉我，对于他的资深电视评论员要从他报纸的版面上消失这么长一段时间，他“一点也不高兴”。不管怎么样，卡梅隆邀请我，我是很兴奋的。 1985年3月1日，我在我的公寓里开始了《悲惨世界》的工作，那时我住在巴赛尔大街（Basil Street），离哈罗德百货商店不到一个街区。
希恩：在节目说明中，你说你拿到了一盒1980年巴黎原版的带子，一份阿兰·鲍伯利的法语剧本的逐词翻译稿、一份计划中伦敦制作的新的详细情节介绍，你的任务是什么？
克莱茨莫：一开始他们要我和詹姆斯·芬顿组成团队，一起合作，他是英国诗人，在这儿很受尊敬，他为《悲惨世界》写英 文剧本大概有一年了。 但是，要在5个月内写出能够排练的剧本，我算了一下全部的工作量，最后决定遵循一条古训：孤身上路的人走得最快。所以我没有去找詹姆斯·芬顿，现在我也没 见过他，总之我们就是没有缘分。卡梅隆要我做的工作包括写大量全新的东西，就是说，在巴黎原版演出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东西，还有翻译、改编已经有的歌 词、音符和想法，把它们融为一体。
希恩：在节目说明里你说，“最大的挑战，是把可唱的英语短语跟典型的法式音乐配合起来，法语中有大量的塞辅音，节奏 韵律长短的巧妙变化， 句尾的弱化音节，在英语中无法找到与此对应的形式。”（the French language being so full of emphatic consonants, staccato tricks of rhythm and fading syllables at the end of sentences which have no ready equivalent in English）你是怎么做的？你是怎么样配合节奏，并且让歌词有意义的？
克莱茨莫：我一直都很迷恋法语歌曲——即使在他们最快乐的歌曲中，也有一丝哀怨的基调。作为一个词作者，我特别享受 跟查尔斯·阿兹那夫的 长期合作，而且硕果累累，毋庸置疑，他是一位法语香颂大师。他现在70多岁了，歌声仍然像过去那么强而有力，他已经在计划在巴黎举行80岁生日系列音乐 会，他是国宝级的人物，也是一位好朋友。
我很喜欢跟阿兹那夫合作，一方面，我们为成年人写歌，同时，我们的市场更多地瞄准了“孩子们”这个群体。似乎每过几年，阿兹那夫就会出一张新的英语专辑。 而且，也有其他歌手——宾·克罗斯比（Bing Crosby），梅尔·托美（Mel Torme），约翰尼·马蒂斯（Johnny Mathis），还有阿兹那夫。事实上，如果不是阿兹那夫，在甲壳虫乐队出现，新一代流行曲作者着手改变游戏规则的时候，我可能就不再写歌了。面对六十年 代的新生事物，一些著名的老流行曲作者在此后的生活中都陷入了深深的震惊。他们不愿意相信所发生的一切。我在伟大的约翰尼·默塞尔（Johnny Mercer）的晚年拜访过他，他对年轻人的尖刻和愤怒令人很难过。
除了查尔斯·阿兹那夫之外，我偶尔也为其他法语明星写歌词，比如吉尔伯特·贝科（Gilbert Becaud）, 齐齐·让迈尔（Zizi Jeanmaire）, 穆斯塔基（Moustaki），我还为雅克·布雷尔（Jacques Brel）写过几首歌。可能卡梅隆·麦金托什就是看中了这一点，跟法国人的联系，所以他请我加入。
希恩：你拿到了鲍伯利尔剧本的直译版本，你是严格遵循这个文本去写的吗？还是会写出完全不一样的歌词？你能举个例子说明一下，不同的舞台表演是怎么样让你从原版的法语歌词写成最后的歌词的？
克莱茨莫：随便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芳汀在第一幕里面那首哀歌“I Dreamed A Dream”的开头部分。下面是阿兰·鲍伯利法语原词的精确直译：
I had dreamed of another life
In which my life would pass like a dream.
I was prepared for all follies
All passions which arise.
这是我自己对这几行的诠释：
I Dreamed a Dream in time gone by
When hope was high and life worth living
I dreamed that love would never die
I dreamed that God would be forgiving…
另一个例子，阿兰让充满反抗精神的学生唱出激动人心的歌词，直译成英语是这样的：
At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nd to the health of progress
Come fill your heart with the wine of rebellion
And tomorrow, faithful friend,
If your heart beats as strongly
As a drum in the distance,
It is because hope still exists for the human race.
而我的版本则是这样的。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 ?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When tomorrow comes !
对那些应邀把外国歌曲改编或者翻译成英语的作者，我提出下面的建议：不要成为原文的奴隶。用你自己的话来重写歌词。记住，为大师服务有很多更好的办法，不 一定要对他亦步亦趋。在为《悲惨世界》工作的过程中，我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翻译者，而是一个合作者，与原作者平起平坐。
希恩：完成这项工作需要说法语吗？
克莱茨莫：不。我的法语糟透了。找不到别的词形容了。在十万火急的时候我能冒出几个单词，但我没法跟一个法国人聊上 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对 此我很遗憾。在南非，我的高中没有法语课。尽管我年轻、求知若渴的时候在巴黎住过一段时间，但我那儿的朋友大多是美国人，像我那样，是些说英语的自我放逐 者。读雨果的小说时，我只能读英译本。
希恩：法语原版演出大概两个小时，但伦敦版和后来世界通行的版本都超过三个小时。是不是加入了新的材料，把故事讲得更深入了？
克莱茨莫：的确是这样。还有就是为了使人物形象更丰满。特雷弗·纳恩和约翰·凯尔德，两位联合导演，很清楚地认识 到，伟大的故事不能讲得 太仓促。几年之前，他们联手导演了狄更斯的《尼古拉斯·尼克勒比》的舞台版，场场爆满。这出戏的改编非常全面，以致必须分开上下半场，演两个晚上。但伦敦 还是一票难求。
特雷弗和约翰，当然，还有卡梅隆，他是一位事事亲力亲为的制作人，他们都认为，1980年的巴黎版《悲惨世界》需要大大扩展，才能接受伦敦舞台的挑战。同 时，也需要一种风格较为流行的歌词，在我看来，就是更浅显易懂的歌词，让它能更加生动地讲述这个故事，但同时也能反映雨果小说中的那种沉重的调子。
关键人物也需要得到更充分的解释。尤其是沙威这个角色，他是一个不屈不挠的警探，需要进一步充实。如果想让他跟冉阿让这样突出的人物并肩，值得被视为一个 主角的话，沙威的正义情结需要更深入的挖掘。沙威在第一幕中的歌“Stars”就是直接出于这种重新检视。它的歌词告诉观众，沙威是个虔诚的人，正直、清 廉。在这个故事里，无论是追捕者还是被追捕者，都无法独自占据道德高地。
希恩：你要为伦敦版本创作多少首歌？
克莱茨莫：为单独的歌曲写歌词只是我的任务的一部分。这部戏里的每个字都配有音乐，当你要处理它的时候，其实就都是 歌词。在伦敦版里，大 概有六首独立的歌是在法语原版里没有的。为1985年的伦敦版写的新歌包括“Bring Him Home”、“Stars” 和“Empty Chairs At Empty Tables”。
顺便说一句，后来成为“Empty Chairs”这首歌的蓝图，最初是由我的前任詹姆斯·芬顿提出来的，他觉得，这部戏需要有一首歌，让年轻的幸存者马吕斯在废弃的咖啡馆里表达他的悲痛。 芬顿还为我们勾勒出了序曲部分的大体方向，序曲从冉阿让从苦役中得到假释开始，到他撕毁假释令，发誓“another story must begin”结束。原来的巴黎版本根本就没有序曲部分，而是由工厂门口的场景（“At The End Of The Day”）开始的。
希恩：你在写这些新材料的时候，是不是与鲍伯利和勋伯格有密切的联系？
克莱茨莫：嗯，当然不是每天见面那种。我是单独工作的。当然，我们常常见面，商量一些想法和每首歌的目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首先以讨论和共识为基础的。毕竟，这个戏是阿兰和克劳德－米歇尔创作的。
希恩：你是为伦敦版本的新音乐填上歌词呢，还是先写好歌词，再根据歌词谱曲？
克莱茨莫：除了一首之外，都是克劳德－米歇尔先写好音乐的。例外的那首就是沙威的信仰之歌“Stars”，我先写好了歌词，音乐是后来才谱的。
希恩：在创作过程中，你有没有参考雨果的小说？
克莱茨莫：我把小说中的关键部分复印了下来，贴在排练室的墙上了。演员们必须尽快让自己了解作者关注范围的深度和广度。有好几次，当我构思一段歌词的时候，重新阅读小说会带给我新的洞察力，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
希恩：你在节目说明中写道，在1985年8月，排练开始的时候，第二幕仍然“正在进行中”。你有没有担心过你不能按时完成工作，赶及在10月8日开演？
克莱茨莫：当然，有些时候是很让人焦急的。比如说，我们八月份开始排练的时候，“On My Own”还没有完全攻克，我仍然对它不太满意。“Bring Him Home”甚至还没有开始考虑，沙威自杀的那首歌还处在模糊的状态，第二幕到处都是这样的情形。演员集中排练的时候，发给他们的只是第一幕的稿子。即使在 预演的阶段，我们还在写或者在修改场景和歌词，就像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战役之后所说的一样，这是“最千钧一发的事情”（“near-run thing”）。
希恩：这一工作哪一部分是最困难的，最容易的呢？
克莱茨莫：最困难的歌词，无疑是“On My Own”，在法语版中，它有另一个标题“La Misere”，讲的是别的内容，是一首关于贫穷和绝望的歌。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放弃了，它成了爱潘妮哀悼她对马吕斯没有结果的爱的一首歌。旋律是根据法语 的韵律写成的，尤其是有几行的末尾，有一种散开的倾向（tend to drop away）。很难找到英语词句跟这些音符很舒服地配合，我向一切可能的地方寻求帮助。特雷弗·纳恩和约翰·凯尔德提供了一些句子和建议，他们俩都很应该被 记做on my own的共同作者。后来，情况变得非常令人绝望，我几乎要找戏院里的引座员帮忙了。
我想，最顺利的就是写“Master Of The House”，“Lovely Ladies”和“The Bargain”，就是冉阿让把小珂赛特带走过上新生活之前，跟德纳第夫妇讨价还价那首歌。
希恩：“Bring Him Home”，就是冉阿让在街垒里的那首歌，在全世界都令观众掌声雷动。你说，这是专门为伦敦版而创作的。对此，还有什么补充吗？
克莱茨莫：写的话，“Bring Him Home”的歌词我很快就写完了，事实上，只用了一个晚上，但在此之前，历经了几个星期的怀疑，我都差不多要投降了。我刚才提到写“On My Own”的时候遇上的麻烦，“Bring Him Home”似乎带来了更无法解决的困难。
简单说来，是这样的。“Bring Him Home”的旋律，主要由一系列庄严的三连音组成，节奏很慢，换句话说，我差不多每句话都要限制在三个音节上。我还觉得，每句话都得或多或少是完整而独立 的。但是，用三个字你能说出什么东西呢？简直就是词作家的噩梦。我都走投无路了。
后来，一天深夜，在我巴赛尔大街的公寓里，约翰·凯尔德评论说，这个旋律听起来“像在祈祷”。他的话像打开了一扇窗子，让我豁然开朗。把歌词用祷告的方式 处理，给我带来了这样的三音节的句子：“God on high……hear my prayer……he is young……he is blessed……bring him peace……bring him home……let him live……”等等。
密码一旦破解，词句就奔涌而出了。第二天早上，我就差不多把歌词完整地写出来了。阿兰·鲍伯利把它译成了法语，用在了1991年在Mogador剧院上演的巴黎重排版里。
希恩：你最喜欢《悲惨世界》里哪首歌的歌词？
克莱茨莫：没有特别偏爱的，不过我对“Master of the house”有种特殊的喜爱，因为它在剧中较早打破了紧张气氛，逗观众一笑，让人觉得放松。
希恩：那你最喜欢那段旋律？
克莱茨莫：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的谱曲相当连贯，毫无间断，富于激情；“At The End of The Day”焦躁不安，充满挑衅；“Bring Him Home”则相反，温柔平和；“Master ofthe house”极尽坑蒙拐骗之能事；“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是一首鼓舞人心的颂歌，充满希望。同样的，没有特别偏爱的旋律，所有的我都非常喜欢。
希恩：《悲惨世界》里许多的歌都会填上不同的歌词重复出现。“Lovely Ladies”和“Turning”的旋律一样，“I Dreamed A Dream”的旋律带着不同的词重复几次，等等。这是你的主意吗？还是在原来的1980年巴黎演出里就是这样？
克莱茨莫：在音乐剧中，用不同的歌词重复关键旋律不是什么新鲜的技巧。不过我相信这个想法从来没有像在《悲惨世界》里用得这么不遗余力。
在梅雷迪思-威尔逊（Meredith Wilson）的音乐剧《音乐人》（The Music Man）里，有两首歌——“七十六支长号”（Seventy Six Trombones）和“晚安，我的某人”（Good Night My Someone）——有相同的旋律，前者是一首激昂的进行曲，后者是首浪漫的抒情情歌。但是那只重复了一次，算是件创举。《悲惨世界》将这个技巧反复使 用；这是这出戏的特点之一。单曲和小段旋律不断重现，就像一个时常浮现的梦。
从这种运用级别上来说，这算是音乐剧里一个真正的创新。它给了这个音乐剧“脊梁”，并且在我看来，它是吸引观众的一个原因。这一切都得归功于勋伯格和鲍伯 利，他们在原始的巴黎演出时候就做出了这样的构想。顺便说一下，这些旋律的重复并不是随意的，都有很明确的目的。“Lovely Ladies”和“Turning”都是女声合唱，却以截然不同对比鲜明的方式呈现出来，表现那个时代妇女的命运——在我们这个时代其实也是一样的。
希恩：“And the righteous hurry past, they don’t hear the little ones crying, and the winter is coming on fast, ready to kill; one day nearer to dying.”这些词听起来就像发自你的内心，你内心中赞同雨果的思想，是这样吗？还是说，这只是出于你娴熟的职业技巧？
克莱茨莫：我是在南非长大的，在那个国家大多数的正义之士匆匆而过（the righteous hurry past），对身边的这一切视而不见。在这方面，并不只南非是这样。
希恩：在“I Dreamed A Dream”里，你是怎么想到“But the tigers come at night”这句的？这句词除了它本来的意思，还有别的什么隐含意义吗？
克莱茨莫：有天深夜我在巴赛尔街写歌词的时候，这句有关老虎的词突然在我脑中闪现，一直挥之不去。这句词似乎意味隐 秘，但是在我看来很合 适，并且也很快被我们的工作组接受了。这句词当然指代了充满诱惑的黑暗势力——“the their voices soft as thunder”——这种势力会悄悄爬过来毁灭毫无防备的人的生活。另外，在潜意识里，这句词可能也参考了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关于老虎的那首诗中的一句：“黑夜的森林中 / 燃烧着的煌煌的火光”（“burning bright in the forest of the night”）。
希恩：那首动人的“Castle On A Cloud”的歌词似乎刻意偏离了一个很自然的韵脚：“There is a room that’s full of toys; there are a hundred boys and girls” 难道“girls and boys”不是更押韵吗？
克莱茨莫：是的，当然，我就是这样写的。但是特雷弗·纳恩（Trevor Nunn）还是约翰·凯尔德（John Caird）提议把它反过来，因为这个“boys-toys”的韵太容易预料，缺乏惊喜，而且，唱这首歌的小珂赛特没受过教育，用语不会很流利。不过，肯 定每场演出也会有观众认为这小姑娘只是唱错了词。顺便说一下，说到Castle On A Cloud，阿兰（鲍伯利）原来的法语歌词从完全不同的方面来表现小珂赛特的困境。原词是这个不幸的孩子幻想着被一个王子拯救。而我觉得，那个年纪的小女 孩并不会梦想到男人，哪怕是王子。我同时感觉到，这个王子英雄的想法已经在迪斯尼的“有一天我的王子会到来”（Someday My Prince Will Come，译者注：《白雪公主》的插曲）里用得太出名了。所以我把珂赛特的这首小曲变成了对爱和庇护之所的祈求。
希恩：“Master of the house”的歌词非常棒。“Jesus”并不是一个容易押韵的名字，但是你用“pleases” “valises” “geezers” “pieces” “increases”和“Croesus”来押了六次韵。你是怎么想到这么做的？
克莱茨莫：Jesus这个词在我的初稿中其实根本没出现。后来特雷弗让我想一个活泼有力的韵脚来增强每小节最后一句词的语感。他是对的。这个韵脚让这首歌情绪更加欢快激昂。
希恩：“Turning”的歌词堪比任何一篇反战宣言。但是有些人却认为它是一首绝望和愤世嫉俗的歌。“They were schoolboys, never held a gun ; fighting for a new worldthat would rise up with the sun; where’s that new world, now the fighting’sdone？”你对这首歌词的意义怎么看？
克莱茨莫：“Turning”在原始的法语版本中是没有的，在伦敦版本里也是直到最后才加上去。就像音乐剧里许多歌 一样，这首歌的存在是 出于现实的需要。随着排练的进行，这出戏本身似乎在强烈需求女性的声音在这个地方出现，来缓和、平衡完全由男性主导的故事情节。战斗场面、街垒、下水道、 空荡荡的咖啡馆，都是由男声来主导的。我们需要一种不同色彩的音色，作为沙威自杀和马吕斯的绝望之歌之间的缓冲剂。还有，在这一段女声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 了。所有的这些，都促成了“Turning”的诞生。
这首歌与其说是愤世嫉俗，不如说是痛苦。在所有的战争中都是女人在哭泣等待。这一点值得表现一下，而那个时候正是适当的时机。
希恩：是什么激发你写了“Drink With Me”里格朗泰尔的那句词：“Will the world remember you when you fall ?Could it be your death means nothing at all？ Is your life just one more lie？”
克莱茨莫：维克多·雨果花了大量笔墨来详细描写他的这些学生角色，而我们必须粗略地描画——这里一句，那里一笔，完 全没有余地来表现这些 角色更细致的一面。许多起义者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个性。但是将格朗泰尔从其他人中区分开来却是很重要的。他对起义的感觉与其他人不同。他不是个容易被驱使和 感情用事的人。
希恩：雨果的原著说得很清楚：冉阿让内心嫉妒马吕斯，他不想把珂赛特的爱让给另一个男人，尤其是一个年轻英俊的男人。音乐剧忽略了冉阿让性格中这个阴暗面。对此你有什么评价？
克莱茨莫：这个选择对我们来说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在伦敦版改编中，我们本来计划写一首新歌给在街垒上的冉阿让——我 们当时把它编号命名为 “Night Thoughts”——在这首歌里这个老人表达他对将要失去珂赛特，让给马吕斯的痛苦。这首歌的歌词对我来说一直很难写，我自然地希望，勋伯格写出的旋律 会包含足够多短促不安的音符，来传达冉阿让内心的煎熬。
当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最后把这首歌给我们的时候，他弹奏了出了这段梦幻般的旋律，而这段旋律最后变成了“Bring Him Home”。坦白说，我当时很困惑。这段旋律的音符出奇地少，节奏舒缓庄重。一个词作家怎么能把冉阿让的迷茫不安填进这么宽容宁静的音乐中？我提出了这个 问题，但是所有人似乎都对这段旋律着了迷。我丝毫看不出该怎么填词，直到晚上约翰·凯尔德说出了决定性的一句话：“听起来像在祈祷”。
就这样，“Bring Him Home”自然地占据了它的位置——也给了寇姆·威尔金森那杰出的嗓音一个展翅翱翔的机会——而困扰我们的冉阿让的“Night thoughts”这个想法也无声无息地被放下了，再没被提起过。
希恩：在“Beggar At The Feast”这首歌里，低俗的德纳第唱了“Here comes a queer…there goes a Jew”。 在政治正确性充斥的当今，这句词显得有点刺耳。你怎么评价？
克莱茨莫：德纳第夫妇非常粗俗无礼地表达他们的歧视和偏见。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希恩：“A Heart Full Of Love”是一首很动听的三声部合唱，在合唱中爱潘尼意识到她永远不能得到马吕斯。你对你的歌词有何评价？
克莱茨莫：这首歌应该和“In My Life”连在一起，来表现初恋。我提醒自己，马吕斯和珂赛特究竟只是一对紧张的青少年第一次坠入爱河，还不会用聪慧娴雅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意。所以我 给他们写的词趋向于有些笨拙和过于兴奋（“She has burst like the music of angels”等等）。克劳德-米歇尔给“A Heart Full Of Love”写的旋律节奏从容不迫，留下了足够的余地来插入爱潘尼的绝望（“He was never mine to lose”……等等）。这首歌体现了音乐剧谱曲的熟练手法。
希恩：《悲惨世界》在许多国家制作演出过。你是否了解你的歌词是怎么被翻译成其他语言的？
克莱茨莫：日本东京的翻译曾对我说，押韵在日语中并不重要，甚至还会被认为粗俗。这位翻译还告诉我，大约需要三个日 语单词来翻译一个英文 单词，所以完全忠实的翻译会将《悲惨世界》这个音乐剧延长到九个小时，我想哪怕是吃苦耐劳的日本人也未必能胜任这个挑战。全世界的《悲惨世界》观众对音乐 剧的反应都差不多。不管是在布达佩斯还是波士顿，我都看见人们在剧中同一个地方大笑或者掏面巾纸。
希恩：在百老汇演出十周年的时候，有些歌词被改编或者添加，还有一些场景变化，有的甚至很难注意。为什么呢？
克莱茨莫：在纽约演出了十年之后，卡梅隆想对音乐剧进行一些翻新，让它保持活力。剧组演员大幅替换；灯光和音响进行 了更新；部分歌词也被 重新审视。第一次加入了一个很重要的场景：冉阿让和小珂赛特在夜晚的树林里相见。我们很早就想加入这个情节——这个在小说中很关键的情节——不过我想那时 候就是没有时间来实现它。十年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做出弥补。虽然这个新的场景只持续了大约一分钟，却让人感觉到，这个故事的一个关键形象——小珂赛特提着水 桶，在树林里得到一位善良的陌生人的帮助——被恢复和保留了下来。
希恩：1987年《悲惨世界》获得八项托尼奖，包括最佳乐谱奖，你和鲍伯利以及勋伯格共同分享了这个荣誉，当时你在纽约领奖吗？
克莱茨莫：是的，杰里·赫尔曼（Jerry Herman）打开的信封，他甚至念对了我的名字。
希恩：你看过多少次《悲惨世界》？你是否去皇宫剧院看过演出？
克莱茨莫：没有，多年以来，我都没有在伦敦或者纽约看过这个音乐剧，不过我曾经出席过一些遥远地区的首演——日本、匈牙利、德国、南非、比利时，等等。
希恩：你为报纸撰稿的同时，是否考虑过当全职的词作家？
克莱茨莫：没有，我喜欢新闻这个行业，并且一直首先把我自己当作是一个记者，这是我的主业。甚至在1985年《悲惨世界》在伦敦开演之后，我仍然为伦敦“每日邮报”工作了两年多。
希恩：史上最有深刻影响力的歌词包括你为查尔斯·阿兹那夫的一些歌写的歌词。“当我昔日年轻时”（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的歌词非常有感染力，上千人的生活受到它的影响和指导。你是怎样写出如此动人的作品的？
克莱茨莫：谢谢你的赞誉。在六十年代，伦敦一个叫大卫·普拉兹的音乐出版商让我去法国与阿兹那夫共度一个周末，想把 他的一些歌改编引进到 英语市场。查尔斯和我在他巴黎郊外的房子里花了两天时间浏览他的录音。我挑选了其中特别吸引我的歌，大约有十二首，然后阿兹那夫把每一首粗略翻译成英文给 我。
有一首歌叫做“Heir Encore”，我把它叫做“就在昨日”（Only Yesterday），后来我又把这个标题改成了“当我昔日年轻时”。
我的歌词并不是字面翻译，更像是一种再创造，虽然我保持了对原作情绪和意识的忠实。我对翻译不感兴趣，我甚至不喜欢翻译这个词。这首歌被送给了许多歌手， 包括辛纳屈（Sinatra）、托尼·贝内特（Tony Bennett）、约翰尼·马蒂斯（Johnny Mathis）、安迪·威廉姆斯（Andy Williams）……这些惯常被考虑的对象。开始没人愿意碰它，我们都无法把它送出去。一个纽约出版商解释说，这个标题“当我昔日年轻时”可能让这些人 退却了，因为在沉迷年轻心态的美国，没人愿意被看作不再年轻。
后来，罗伊·克拉克（Roy Clark），一个很受欢迎的美国乡村歌手，录制了这首歌，并且很快一跃成为美国的一首畅销金曲。随后这首歌又被很多歌手演唱录制，包括马蒂斯和安迪·威廉姆斯。这首歌似乎并不适合女歌手，虽然我很喜欢邓斯蒂·斯普林菲尔德的版本。
希恩：你的音乐背景从何而来？你会演奏乐器吗？
克莱茨莫：我在南非为大学的表演写过歌词和音乐，但当我1954年在伦敦定居下来从事记者和词作家双重职业的时候，我放下了所有的架子来谱写音乐。作词和新闻撰稿两种职业可以互相兼容，它们都需要在限制条件内填写文字。我只在环境需要的情况下弹弹钢琴，也就是说弹得不好。
希恩：你受过专门训练而成为一名记者的吗？
克莱茨莫：不，人是在实践中学会的。这世上有很多新闻学院，但是我还没遇到过一个从学院里出来的记者。
希恩：现在你在做些什么工作呢？
克莱茨莫：我参与了ABBA成员本尼·安德森（Benny Andersson）和比约恩·奥瓦尔斯（Bjorn Ulvaeus）的一个音乐剧项目。
希恩：你还住在巴赛尔大街吗？
克莱茨莫：那是套很不错的公寓。前房主是约翰·克里斯（John Cleese，译者注：英国喜剧大师）。有好几年的时间，很多美国大学生会在半夜打电话给我，把我当成约翰·克里斯，希望我能让他们乐一乐，没办法，我只能让他们失望了。
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结婚的时候搬出了那套公寓，顺便提一下，她是美国人，在加州长大的，贝佛利山庄高中（Beverly Hills High，译者注：美国某著名高中）的校友。1988年我们在俯瞰马利布城的山上结婚。我的第一次婚姻给我带来了两个可爱的小孙子，本杰明和约瑟夫。我很 高兴向大家报道他们都是《悲惨世界》的戏迷。
完
悲惨世界 
发表评论